廖昭荣:2018年家具企业关键词
家具行业经历去年的上市潮,受到资本市场关注,消费升级、新零售概念以及智能制造、AI人工智能的应用等不断冲击,十分热闹,许多企业都期待今年的市场转机。
事实上,今年也非常热闹,家具行业在年初就不断出现海外收购的消息,环保持续严查,整装开始发力,房地产精装房直接介入家具市场,家具市场持续低迷,定制家具、成品家具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收入下降,企业面临新的困境,等等。尤其是资本大咖与跨界大咖推动行业变革,各项成本上涨,中小家具企业的生存空间备受挤压。
盘点一下今年家具企业的关键词,必然是以迷茫、生存为主线,而少有谈及发展,还有诸如成本上涨,销量、利润下滑,环保以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企业转移,企业大量裁员和多元化发展,等等。
迷茫与生存
除了少数上市的巨无霸企业不断进行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布局外,对绝大多数家具企业来说,今年谈论的话题主要都是如何生存,压缩支出保证现金流,而不是发展。尤其是对许多传统成品家具企业来说,以往开发新品-参展-招商-开设加盟店的渠道越来越窄,销量大幅下滑,开店困难重重。往往花费大的人力物力研发生产的新品并没有受到市场的认可,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企业应该做什么产品,即使有个别企业的新产品招商情况较好,也对未来要怎么做表示迷茫。而且定制家具企业同样面临销量和利润的双重下滑,企业尽管努力开拓并降低成本,仍然感觉到危机重重。
对家具市场产品方向的认知不清,是大多数家具企业面临的困惑。家具市场产品流行趋势好似非常清楚,轻奢风格、新中式、现代意式极简等等,但是企业不能把握市场产品流行趋势,也对行业的认知不够,市场流行的风格产品企业是否能够做好没有清晰的认知。企业应该研发什么风格的产品,应该生产什么档次价格的产品,定位不准确。另一方面是对市场变化的未知的困惑,这是到年底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明年市场会怎么变化,企业应该怎么做,非常迷茫。家具市场持续低迷多年,家具行业不断有业内知名的企业倒闭退出,定制、精装房、电商等市场分割,变化之快让许多企业感到危机却又实属无奈。在迷茫的状态下经营上自然趋于保守,企业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稳定或者下滑幅度尽可能小,以保证在行业的大变局时代能生存下来。
上涨与下滑
各种成本上涨是非常明显的,环保成本、原辅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研发成本、营销成本等等。与此同时,因为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在产品输出的价格也随之上涨,非常明显的是市场上家具产品的价格更加显示是“消费升级”了。当然大部分企业都喜欢研发所谓的中高端新品。总体来说,不论是制造运营成本,还是产品价格,都在上涨。对家具企业来说,要化解成本压力,需要从多维度、多角度去考量、去努力,不是产品提档提价就行得通的,必须通过产品的提升、服务的增值、品牌的溢价去实现利润的增长。
事实上,与成本、价格上涨相对的,是销量与利润的双重下滑。企业的迷茫也在于企业不断地努力换来的仍然是销量的下滑,而同样销量的利润也是下降非常明显。家具市场的渠道众多,加盟店、社区店、独立品牌大店、精装房项目、装修定制、电商等等,竞争激烈,同时还有更多的国际家具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家具企业明显应付不过来,销量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企业为了提升销量,加大投入,薄利多销,也只是让下滑幅度缩小一点。
裁员与转移
市场不振,销量下滑、利润下滑,企业在迷茫中为了生存自保,缩减成本开支,精简人员在所难免。据了解,今年许多业内知名的大型品牌企业都有不同幅度的裁员,包括车间工人、运营管理和营销策划人员。当然,也有个别业内第一梯队的企业对外的说法是,企业制造升级,智能制造可以节省大量人工,裁员并非是企业业绩下滑。
转移有几方面,最明显的是市场方向转移和制造基地转移。市场方向转移包括外销转内销、成品转定制等。主要原因其一是国际市场订单和利润都大不如前,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影响更大,有的出口美国的外销家具企业直接关闭,有的把更大的精力放到国内市场上;其二是国内市场定制化消费越加明显,成品企业不管是否真的做定制,都会对外打出可以定制的宣传,迎合市场需求。制造基地的转移包括内转和外移,内转多是沿海一带或京津冀一带往内地省市转移。外移是往国外设立生产基地,往美国、欧洲和东南亚、非洲的都有,主要的是东南亚。原因是国内的环保政策的实施以及中美贸易战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降低制造成本也是一方面因素,尤其是转移到非洲等地的企业。
多元化
多元化主要是产品多元化和渠道多元化。
产品多元化主要体现在风格和定制化上。面对国内的专业家具大展会,业内专家、企业老板、设计师等都只是关注到新中式、现代简约、轻奢、美式等风格。有点实力的家具企业都在追求多元化产品组合,对市场上流行的新中式、现代简约、轻奢、美式等风格产品,或全部涉及,或经营其中几种。公开说法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经销商的开店和销售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事实上,也确实是一种寻求对现有市场的突破,企业在往综合性发展,对企业生产的所有风格产品放到一个品牌加盟店内,让经销商开一个品牌专营店可以经营企业所有风格的产品,不论是独立品牌大店,还是专业卖场的店中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系列单风格单独一店。
渠道多元化同样是企业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措施。以往的家具企业产品多以成品为主,渠道相对单一。但是目前的市场上多方参与,资本市场不说,装修公司、垂直家具电商平台、家具电子商务公司、房地产企业、软装机构以及家具卖场本身等等,都在分抢家具市场份额,家具企业的加盟连锁品牌经营模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家具企业也尝试渠道多元化,主要就是参与到这些渠道当中来。许多企业成立工程部,专门对接房地产精装房项目。类似这样的电商部、定制部等等已是常见。从成效来看,多数企业参与这些渠道并不理想,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够,对各种渠道浅尝辄止,参与度不深,不专业;另一方面是认识不够,投入也不够,没有大量的专业团队经营,在资源、谈判和服务上跟不上。当然,许多企业的渠道多元化是打破以往的经营底线,给全国的经销商供货,抛开专卖店到处供散货,也给电商企业提供专卖店的同款产品,非常明显是一种应对市场的无奈选择。
终端服务与培训
家具企业以往的服务对象是经销商,而在今年企业服务经销商的同时,谈论的更多的是服务终端,思考的是如何让企业与终端缩短距离。服务终端总体来说是经销商的工作,但市场销量下滑,企业不得不关注终端销售。非常明显的是对终端导购的“武装”上,一方面是培训,针对店面经营管理和导购销售技巧的培训,企业不再是以往象征性的培训,而是更加务实,注重实效;另一方面是销售辅助工具,由企业与经销商共同分担,尽可能使用对终端销售有帮助的各种引流、帮助成交的销售工具;还有就是帮助经销商做样板房,做拎包入住项目等。
事实上,企业对终端的服务都要培训,新的经营思路、思维方式要培训,销售工具使用要培训,新渠道、模式的推动都要通过不断培训来达成,越是大品牌大企业培训体系越是健全,而实际上经营的也更好。
陈春花:2019的关键词
2018,是一个很难描述的一年,中美关系冲突、互联网技术的挑战、数字化带来的价值重构、全球市场的变局、民营企业退场论、政策波动带来的信心缺失,甚至有人认为是冬天来临等等,这一系列的震动,已经无法用「不确定性」来描述,而是更加复杂性与多变性。
从2016年开始,我便一直强调:创造未来比预测未来更重要,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未来无法预测,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驱动变化的环境下,唯有创新方可与时代同步。
所以,对于将要来到的2019年,我依然不是用预测的方式,而是用认知的方式来谈谈我的想法,在接着下来的2019年,我们最需要的是如何认知与选择,如何创造与创新,如何用面向未来的能力来提升自己,我认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2019年的经营环境。
2019年的经营环境
1.多元与个性化
价值观的多元,技术应用的场景化与普及化,层出不穷的创新。当真切去体会我们所在的环境,你会发现,年轻人所组成的新社群是由个性化、自由及责任感组成的新混合体,处处显现出更多的生机,处处显现出创造与创新。繁荣的线上市场、生动的数字生活、活跃而振奋的社群,这一切都导致多元与个性化成为可能及存在。
2.数据即洞察
也许在2018年之前,人与数字世界之间横亘着一道天然断层,但是,2019年开始,大数据的成熟应用正在将这道断层变得狭窄而稀薄;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竞争,将传统的组织竞争重新进行了天翻地覆的定义。这一系列改变仍在继续,数字技术也将不断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彻底改变组织与顾客、组织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打破现实与虚拟的疆界。
3.冲刺式马拉松长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于互联网迅猛发展的现实,很多组织不断依靠线上红利寻找新市场、新资源、新机会,带着组织追求快速发展的目标,纷纷试图追赶整个商业世界在过去一百年中成熟起来的节奏与步伐。
这其中,不仅有新兴组织依靠技术的崛起实现了逆袭和超越,也有传统组织通过转型在扩大线上版图的过程中发展得风生水起。在互联网的商业竞争中,所有的组织都在进行一场冲刺式的马拉松长跑,稍有闪失便会被淘汰,这不仅是组织参与竞争的一种身份,更是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机遇之后是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是更复杂和更长久的考验。
这种更复杂与更长久的考验,则需要组织能够持续保持创造的价值,唯有如此,才可以在一个冲刺式的马拉松长跑中,来到终点的旗门。
4.产业价值是关键
最近几年,因为互联网技术以及消费行为的改变,倍数增长的公司大量涌现,被称之为独角兽的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但是,接着下来,最重要的将是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赋能产业所带来的更高的效率、更低的能耗以及更智能的应用;技术驱动行业、市场以及顾客需求满足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也带来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机遇,能够获得全新价值的关键是在于产业本质的理解,以及产业运行的效率,即技术要有能力真正驱动产业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本身。
上面这四点,就是我对于2019年经营环境的认知,如果这样去认知环境,则可以借助于这些认知来做出经营上的选择,来安排企业发展的策略,面对2019年的经营选择,我用下面关键词来表达:
2019年的经营选择
1.连接共生
科特勒所言,「把独享当作目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包容性才是商品游戏的新主题。」 在巨变的商业环境中,几乎每个企业都在商业的各个领域建立了生态网络联盟,每个联盟都力图通过建立伙伴关系达到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苹果令人震惊的异军突起,一方面源于乔布斯的卓越指引,另外一方面源于苹果创建的包含众多软件开发商的生态网络,它为众多的软件开发商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获得了与用户直接互动的机会。
我坚持认为「联接比拥有重要」,「核心不是分享而是协同」,连接共生会带来全新的价值格局。
2.长期主义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需要企业更清晰自己的经营假设,更明确企业要为顾客创造价值,要推动社会进步,要为人类美好生活做出努力的价值取向。
巨变的环境会带来很多挑战,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很多诱惑,如果仅仅是为了短期利润,或者采用机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会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越是在动荡的时候,越要坚守企业的基本假设符合长期发展利益,也唯有此,才可以拥有内在的驱动力量,去完成冲刺式的马拉松长跑。
3.聚焦主业
产业互联网的来临核心的价值是产业本身,而透切理解产业本质是需要深耕主业,聚焦主业的。一方面需要企业把自己的主业价值做得更好,不断激活主业,重构成本,让产业本质更加回归顾客价值。唯有此,方可以让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呈现产业本质。当企业可以创造出不可替代价值的时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技术赋能的价值,不可替代价值的获得途径,就是聚焦主业。
4.知识赋能
将创新视为一种常态,它们不仅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创新成功的表现和征兆,而且能够把创新的工作习惯传递给每一位成员,让创新成为基本的工作形态以及日常的思维习惯。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知识为员工赋能,正如德鲁克对知识的定义那样,知识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潜在能力,当组织转变成以知识驱动的组织,让员工拥有知识,则意味着拥有面向未来的能力,以及驱动创新的能力,也就拥有了不断适应变化、长久创新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在知识赋能中,核心在于,如何让个体学习转化为团队学习。
当我写下对于2019年的判断和策略选择之时,最大的感受是,在一个不确定性是唯一确定的状态下,用长期主义来引领企业和引领自我,会带我们走出一条成长的路。
2019年更需要的不是了解不确定性,而是要清晰地把握确定性,我甚至认为2019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自我确定与外界不确定的分水岭。
所以,我依然是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
秦朔:祈愿2019,中国经济的几个关键字 || 大视野
40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人们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讲实在话,为多年所少见。
12月13日的闭幕式,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复活与迸发的起点。
40年后,中国企业家群体面临着新出发。经历了2018年的风雨,前方早已不是轻歌曼舞的浪漫曲,而充满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挑战。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祈望2019是一个安好之年,但更要做好韧的准备。
时代变迁的关键点:从快到好
无论是1978-2018的40年,还是2019-2049的30年,中国经济最强大的动力都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如果将过去40年作为上半场,未来30年作为下半场,企业家精神还是会有一些深刻的差别。
在上半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广泛的,旺盛的,其主体部分是奋斗精神与创新精神。昨天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发布会,最受触动的是好几个获奖者演讲中都说,当初向外资先进公司学习,常常被奚落,“就是让你们抄,你们也抄不会”,但今天,一些高高在上的外企已经退出了市场,而中国企业成为行业的引领者。有奋斗图强、矢志不移的精神,没有什么难关中国企业家过不去。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常常也是倾斜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畸形的。其主要表现是贪大图快,对财富机会的追逐远远强于对价值创新的追求,于是或因过于激进被撑死了,或因投机不成被套死了,或因官商勾结被玩死了。
这不能只归因于某些企业家的素质问题,而是那个GDP崇拜时代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更看重增速与规模,而不是投资资本收益率、现金流、好品质等价值指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企业家们总是解释,在中国企业规模更重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向政府申请税收优惠条件、土地使用权和营业许可证时,看的就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比如资产规模有多大,员工总数有多少。中国做企业离不开政府支持,大企业能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和税收,所以政府更照顾。
为把规模做大,企业就要不断融资。一位激进的企业家对刘院长说:“你现在有五口锅、三个盖子,显然盖子不够,手忙脚乱;如果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那你就有六口锅、四个盖子,就没那么被动了;如果再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有了七口锅、五个盖子,基本上就能应付裕如,而且这个时候规模也上去了。追求规模不一定是初衷,可能只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在上半场,这种贪大图快的模式的确很奏效,胆子大赚钱就多,大到能绑架银行和政府最好,因为怎么也死不了。但下半场很难再行得通,因为大部分行业的总需求无法像过去那样扩张了,能增加的锅越来越少。同时,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再大水漫灌,找盖子也越来越难。“用负债驱动资产”不好玩了,因为全社会的负债水平遇到了瓶颈,再向上加的空间很有限。
如果说上半场是快时代、大时代,下半场则是好时代、强时代。中国的市场潜力没问题,如果有创新眼光和创新做法,还将有很多快与大的奇迹,但前提是质量要好,竞争力要强。否则,就像中国股市,失望总比希望多,本质是因为优质公司比例太低。
1998年至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为3%到4%,而美国上市公司过去100年的水平是10%。
在上半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民企身上。这不是说国企领导人不具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而是说,在先天性激励不足和各种条条框框约束下,他们的潜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在下半场,对国企来说,如何消解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亟待破局。
谈到国企缺陷,想到不久前在微信群中,一个朋友讲了他亲戚所在企业的故事。
“一个国有控股的混合制企业已停(休)业多年,但还有一批进货价值约1000万元的玩具存放在库房。这批滞销玩具早已过时,有些已经变质,实际的市场价值就100万元左右,但每年仓库房租和仓库人员费用要花50万元左右。所以,民营股东主张按市场价格卖掉这批存货,既可收回100万元现金,而且今后不再花保管费用;但国有控股股东死活不同意,因为一旦处理,当期就显亏900万元,考核就可能过不了关。如果不处理,每年最多只有50万元保管费用支出,所以他们不愿在自己任期内为以前的错误买单。更荒唐的是,民营股东提出将自己所属的那部分存货送给国有股东(这样国有资产从账面上还增值了),然后按原值将存货从企业剥离给国有股东,之后任其怎么处置都与企业没关系了,企业尽管损失了100万元权益,但每年可减少50万元经营性现金支出,两年就回来了。但是,国有控股方还是坚决拒绝,坚持每年花50万元去存放实际价值100万元的货。”
如果说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倾斜了还可纠偏,类似这样的国企思维,则和企业家精神永远无缘。
企业家环境的关键点:从变到安
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是创新驱动的下半场,是从汗水经济到智慧经济,从躯干国家到头脑国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多年前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四要素增长理论,即在资本和劳动外,把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作为增长的内生要素。中国下半场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就在于能不能产生出大量的新思想、新创意、新知识、新发明、新技能、新工艺等,将其注入经济中,提升效率和价值。
而要激发创造动力和创新活力,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必须从多变走向安定。
11月1日的民企座谈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一大方向是非常明确和令人鼓舞的。
回头看,从“非公经济36条”(2005)到“新36条”(2010),到“鼓励社会投资39条”(2014)、“促进民间投资26条”(2016)、“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10条”(2017),等等,对民企的支持性政策不可谓不多。但总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实际落实打了很多折扣,或者是政策之间相互打架,或者是刚刚建立起信心,又被某些部门的随意政策调整弄没了。比如当年“非公经济36条”提出,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但一段时间后发现,当时全社会80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资的只有41个。所以又推出了“新36条”。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很多鼓励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要求,但现实中,政府采购刻意避开民企的大量存在,挂靠央企和地方国资的民企反而越来越多,因为涉及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的规模越来越大,不挂靠就接不到生意。央企国企本来应该做专做精,但通过被挂靠,经营范围反而越来越广,而且对不挂靠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挤出”。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夹生饭”问题,在下半场再次激发起企业家的创造动力?最近,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要从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顺应民心,在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进一步向前探索。
曾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过“非公经济36条”的陈永杰最近在接受财新记者访问时说,从中长期看,若以“11.1讲话”为起点、为指导,在政治道德、法律与政策上,应完全平等看待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私有与公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无有贵贱、优劣、高下之分;在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上,对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负责人真正一视同仁;在面对垄断上,凡是有违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有违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一切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的政策与行政行为,都要禁止。
经济学家华生说,“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法治规则管理市场。
华生认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法治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二是所谓窗口指导,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一些部门说准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三是大部分立法工作,人大都是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
法学家江平说,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最初草案写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但最后通过的在财产前面加了“合法”二字。“这暗示说,私人财产里一部分是合法的,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的,合法的保护,非法不保护,埋了一个伏笔。”“在民法中,财产只要在我的占有之下,就推定为是合法的,不能说我证明不了的就不是我的,或者我既然证明不了,就归国家了。民法这么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每个财产都应有主。”他还指出,划清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家庭财产和私人财产、公司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的界限至关重要,在处置时可以把私人在公司中的股权来拍卖,或者用其他方法来变卖,但不能把公司查封了,把公司的账户也查封了,把公司一切东西都扣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民营企业家权利的现象。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提出,让我国经济社会具备高抗扰能力,快速稳健、良好有序地发展,离不开让企业和公民“有恒产、有恒心”,离不开“有权利、有法治”,更离不开“稳定预期”“刑罪法定、疑罪从无”。
显然,当改革开放40年,社会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企业家对未来的确定性要求更高了,而且他们会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不少企业家都持有外国护照,或者已是外国公民。虽然这是一个在全球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税务安排因素,有全球化经营便利因素,某些国家对某些产业的进入有身份要求),而像印度等国的企业家移民比例比中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真的对企业家将心比心,当成自己人,把出台的政策做到位,落实好,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
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认为,只要出政策就会有信心。在下半场,没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平等和公正,企业家的内在信心会不断流失。内在信心没有了,内生动力从何而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市场化的决定,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任正非此言,说出了企业家的心声。
呼唤韧性与和解
我祈愿2019年是一个安好之年。环境安心,发展向好。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很不容易。改革不容易,增长模式转变也不容易。都不是新问题。是老问题总是得不到有效解决,累积成更大的问题,看起来像是新的。
因为不易,还因为国际环境的复杂压力,中国企业家在未来几年需要一份特别的韧性。我很喜欢桑巴特(Sombart)的一句话,“对于那些能成为企业家的人而言,在本质上必须有一点要求,必有一点东西使其离开火炉边席上的舒适安逸去遭遇磨难,必有强健的筋骨,强健的脑筋。”
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难点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创新,需要试错,需要敏捷反应,需要灵活调整,因此就需要更多的社会信任,需要更多地下放权力,需要有更多的市场自主性和企业自主权;但另一面,一种管控在先、监管优先的问责氛围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微观化、细节化、追溯化,层层叠叠,影响面越来越宽。客观来说,加强管控,对校正以前的某些野蛮生长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走向普遍的不信任,或者陷入极苛状态,就会误判中国企业家的基本面,造成心理上的恐慌焦灼,从而影响社会创造力的释放。
这种状态绝不是良性的、理想的状态。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再增长一个百分点本身就有难度,边际增长效应是弱化和下降的。这时,最重要的是舒缓人们的压力感,更放松,更轻松,更有安全感,如此才能激发灵感和活力。假如不是这样,而是监管和控制压力不断加剧,好像谁都有问题,那无异于南辕北辙。而且就算能弥补掉一些跑冒滴漏,但挫伤了广大的积极性,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们需要良序下的市场经济,但更应该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人性,而且意识到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过程。今天中国企业家当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历史地看,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超越了很多,要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信任比怀疑更重要,激励比控制更重要,建设比批判更重要。应该让所有的劳动者、建设者,更多面向未来投入创造,而不是陷溺在锱铢必较的旧账里,陷在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恐慌中。皮筋拉过极限,就会断掉。要学习放风筝,虽然也有一根线牵着,但放风筝的基本逻辑是越收飞的越低,越放飞的越高。
我们可能需要一次巨大的和解,更多地肯定自己,肯定市场、民间与社会的力量,抛弃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包袱,轻装上阵,迈向未来。
昨天的天安门广场,天很高很蓝,虽然冷风冽冽,但心里没有一点压抑,呼吸着冷风反而让人清醒。我突然明白,一个清晰可见的方向,一个明明白白的环境,对于人心是多么重要。
安,好,韧,和,这是我想到的中国经济的一些关键字。希望2019安好,希望2019柔韧,希望2019更加和谐。
再浩瀚的海,也会有岸。2019新出发,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应该是让亿万人民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创造历程。
陈春花:面对2019,你怎么办?
导读:12月8日上午,在华南理工大学MBA二十五周年庆典中,陈春花老师压轴登场,并在演讲的最后,首次与现场听众分享了2019的关键词。
在新时代的变迁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被调整,已经无法用“不确定性”来描述,大家也似乎变得更加焦虑不安。陈老师从经营环境和经营选择两个维度来认知环境,真正理解变化是什么?机会在哪里?真正的挑战和价值是什么?
以下是由演讲整理的精华内容,干货多,建议收藏细读。
每年从10月份开始,我就被很多人问,面对2019怎么办?你怎么预测?我也会问自己,所以每年在这个时间,我都告诉别人我对下一年会怎么想。我这次把我对下一年怎么想分享给大家,希望自己的一点价值能够贡献给大家。
我每个时候其实都要自己给自己判断,帮助我的研究方向,也帮助我所服务的企业,这是我个人的习惯。但是我认为接着下来,可能我们不能用预测的方式,我们只能用认知的方式,因为整个环境变化实际上不能预测。比如这两天都是爆炸性的新闻扔出来,我们简直不可想象。所以我就把我对2019年的认知分享给大家,当然大的宏观环境有非常多的学者帮你,甚至行业的微观环境也有很多人帮你,我仅从经营的环境去讲。
1 看清经营环境的四个特征
2019年从经营的角度来看环境,我认为它有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多元与个性化。
大家都知道,2018年的“双十一”,阿里的平台加上京东的平台,一天的销售额接近4000亿人民币。这么巨大销售额的数量当中,它有两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品类和分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涉及到的供应关系会越来越复杂。
这些变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多元与个性化其实在今天变得更加的普遍,所以我用了几个词,线上的市场,生动的数字生活,以及非常活跃又非常振奋的社群。当社群概念出现的时候,企业所有的经营逻辑其实是会改变的。
第二个特征是数字即洞察。
换个角度说,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你要回归到理性判断当中,你必须回归到真实的场景当中。我不认为数据可以预测未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数据一定告诉你真实的现实。这个真实的现实是让你可以去做洞察,可以去理解变化,甚至你可以去真正感受为什么我认为2019年很特殊,因为从2018年开始,人与数字之间这道天然的墙其实是变窄,甚至会被捅破的。
这几年,我实际上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数字化时代,管理重构是什么?因此,我与廖建文老师持续写文章来回答,在数字化时代当中,我们在战略认知上的调整是什么?我们大概准备连续发六篇,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现在已经发了三篇文章。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所有的逻辑真的变了,这个就叫数据去洞察,换个角度说,你的经验,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办法让你洞察未来,你必须基于真正对现实的理解,才可以真的理解我们的变化是什么?机会在哪里?真正的挑战和价值是什么?
第三个特征,冲刺式的马拉松长跑。
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是个长跑,它不在于起点在哪里,也不在于你中间有多厉害,它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最终跑到终点的旗门,如果你没有在时间内跑进来,没有任何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所有的竞争环境是一场长跑。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注意你今天多大或者你今天多厉害。就像有人跟我说,陈老师,我现在企业很小,你愿意来管我一下吗?我就跟他说其实大小在今天不重要,因为独角兽企业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
今天规模大不意味着一直大,最重要的是你的长久性和持续性在哪里?即使这样的一场长跑,每一个阶段都是要拼尽全力的,这不是你可以去规划的,你要不断全力地努力,才可以最后跑到旗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知道机遇之后一定是非常广阔的市场,但是所有的考验将会更加长久。
第四个特征,产业价值是关键。
我在2015年就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我自己用了个词叫互联网2.0。在2015年之前是互联网1.0,是消费互联网;在2015年之后是互联网2.0,是产业互联网。
今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说一句话,重新定义行业。例如马云说的“五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交通、新的智慧城市。当他说新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我们会从线上来到线下,融合到产业里边。同样,今天的腾讯,它最大的战略调整也是讲必须赋能传统制造业,这是互联网下半场最重要一个特点。
我认为今天产业价值是关键,换句话说,对所有传统的企业来说,你的机会来了,因为你比互联网企业更懂得产业价值。
以上四点就是我对2019年经营环境的理解,以这个理解为基础,我就要提出我自己的关键词,2019年的关键词也许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价值。
2 不确定的环境,确定的是自己
第一个词就是连接共生。
当所有的东西不可预测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始终坚持两句话很重要。
第一句话,联接比拥有重要。就像过去25年,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不仅仅是本土的MBA,也连接了全球优秀的MBA院校去做国际化的MBA。未来的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连接更多的企业,连接更多的行业,连接更多的国际优秀师资,甚至连接更多的数据,让学生在连接当中,拥有更大的洞见以及更好的知识储备,这就是联接比拥有重要。
第二句话,核心是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跟别人去协同。如果你不能跟大家去协同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产生新的创造机会。当我到企业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对手是谁,我基本上就会担心你。如果你告诉我,你正在跟谁合作,我其实就不会担心你。因为我们今天的变化,其实你是不可能知道对手是谁的。最重要的不是对手是谁,是你跟谁合作,这就是我们讲的连接共生。
第二个词是长期主义。
2018年11月我在《哈佛商业评论》的年会报告中,就提了这个观点。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当中,机会、诱惑、冲击都会很大,但是能让你有定力和帮助你持续活下来的,其实是你的长期主义,也就是你的基本假设。你愿不愿意为长期去做努力?你愿不愿意回到顾客价值?你愿不愿意真正释放你不可替代的力量?其实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不认为今天大家应该那么焦虑,如果你有长期主义的时候,这个机会反而会真正来临,就在今天。
第三个词,聚焦主业。
你要真正回到你最擅长的部分,你最能创造价值的部分,而不是去讨论机会在哪里。很多人都跟我讲,我要不要投资一些新的东西?我就问他,跟你主业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我建议缓一缓,如果真的是要做投资,我们就按投资的逻辑去做。
今年12月1日,我发布新书《顺德四十年》,我这几年花了很大的力量在写这本书,因为变化太多。当我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脑袋里边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企业管理,不是企业的回顾,而是顺德。顺德40年来的变化有目共睹,两家世界500强的公司,40多家10亿规模以上的公司,23家中国上市公司。这个小小的县域的GDP总量超过3000亿,这是我们国内连续多年百强县、百强区排名第一的地方。
它为什么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顺德一定不会讲那句话“风来了猪也会长翅膀”,一定不会有风口期这个概念,在那个地方,你一定会看到他们实实在在地聚焦去做传统制造业,专注品质,专注成长。聚焦自己的价值,形成不可替代,其实非常重要。
第四个词,知识赋能。
今天知识本身就是生产力要素,如果你没有能力跟知识去做组合的时候,其实你的生产力要素已经缺失了,而在知识赋能当中最合理的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个体的学习要转化为团队的学习。我自己也在尝试重新定义组织学习,做了一个知识实验室,就是解决个人学习跟组织学习怎么组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所有的老板天天在学,到处去学,不仅仅自己学,还要自己建个商学院,让大家一起学。当他把这个都做完的结果是什么?他懂的东西越多,懂的那个概念越独特,他的员工越听不懂,他回到公司的时候发现危机越来越大,他焦虑不安。所以我们今天的焦虑不是源于知道得少,而是源于我们知道得多。只有真正系统地回来学习,他才可以知道怎么了解知识在其中的作用。
2019年我用了一个词叫做分水岭,2019年是一个自我确定与外部不确定的分水岭。如果你还是沉淀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认为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从2019年开始我更希望你确定。换个说法就是,2019年最需要的不是了解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是一定在的,你要知道的是你的确定性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确定下来,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有一个可以充满期待的2019年,因为不确定的一定是环境,但是确定的一定是你自己。
让我们一起预祝,有一个值得期待的2019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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